历代文人墨客对《桃花源记》的看法不一，多数学者认为是作者虚构的一个乌托邦似的理想社会，不存在真正的桃花源原型，不是真正的写实文章。我却有一些不同看法，一直认为《桃花源记》有可能是一篇作者亲身经历的写实游记，但因本人并非学者，自知学识浅陋，不敢作此大学问，故搁置心头久矣，未曾作深入探讨。后来拜读梅山逸人张贻明先生《〈桃花源记〉原型地寻访记》等大作，又去秦汉桃源景区实地游览考察，更坚定了我的这种推测：《桃花源记》不光是一篇写实的山水游记，而且文中的武陵捕鱼人即是陶渊明自己。 为什么说这么说呢?有什么根据吗?

　　一. 从文章体裁来看，无疑应是写实的作品。记，是一种文体。这种文体就几乎决定了它的写实性。天下有几篇用记为题的文章不是实实在在的写景状物呢?有人说，《岳阳楼记》就不是。范仲淹此作并非在岳阳楼所写。但谁能肯定范仲淹就一定没有见过长江洞庭湖?若果如此，在古人信息交流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没有一些实情实景的贮存与触发，又如何能写出“南极潇湘，北通巫峡” 等写景状物的名句呢?因此，我推断范老先生一定在写之前已直接或间接地获取了大量洞庭湖和长江的知识信息了。至如是不是在岳阳楼所写就不重要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写从捕鱼人发现桃花源，进入桃花源，离开桃花源，从文笔看，处处是照实描写的实实在在的景致。

　　二. 文中的武陵人应是作者自己。我认为这是过去误读《桃花源记》的最根本原因。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假设，如果这个武陵人是个纯粹的捕鱼者，那么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一个土生土长的捕鱼人，对他所劳作的江河溪流应该是十分熟悉的，怎么会“忘路之远近呢?” 而且，既“忘路之远近” ，又怎么“既出，得其船，处处志之” 呢?这不前后矛盾吗?又怎么会“寻向所之，遂迷不复得路” 呢?显然，他并非不记得路径，是作者有意为之。而一个终日为果腹而劳作的人，在不缺乏鱼类资源，不是象海上渔民出海为风浪所迫，有必要将船撑出数百里之外而进入一个陌生的领域吗?这个武陵人所驾驶之船，应该是很小很窄很简陋的舟子，不然，怎么能进入“林尽水源”的地方而不得不“舍船从囗入” 呢?而且，这个武陵人进入桃花源后，谈话的主题，竟“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武陵人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是个学者。不然怎么不问风土人情，柴米油盐，而问今是何世呢这样的学术问题呢?而如此关心今是何世这样的问题，正是一个从官场挂印隐遁的人最能触发心中块垒郁闷的啊!而且“一一道来”，并引发“皆叹惋”，一个不通文墨的捕鱼者能做到吗?显然，这都是作者是有意为之。而且，桃花源中人，见他十分反常。按常理见一漁者樵夫，实乃十分平常之极，哪怕再封闭，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又何必神经高度紧张，生怕洩露行藏住跡，而反复叮嘱“不足为外人道也”呢?只有一种解释，在他们眼里，这个人物言谈举止不象一个渔夫樵夫，太有来头，太有学问，太不知底里，使他们隐隐觉得对他们封闭的世外桃源生活会造成一种生存威胁，觉得太不安全，故才有“此中人语云” 。这个捕鱼人不是陶渊明能是谁呢?显然，这是作者有意为之。而且还有一个细节：“设酒杀鸡作食” ，“皆出酒食，停数日” 。虽然山民淳朴好客，但于一个捕鱼人，是不是热情得有点过度，接待规格有点过高呢?这里，除了对一个有身份的人的格外尊重外，是不是隐含封囗的意愿呢?作者这么写，是不是与桃花源里人达成了一种默契呢?而且，一个捕鱼人能“停数日”吗?虽然“皆出酒食”，能好意思“停数日”吗?而且，能“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 吗?他有这个必要吗?有这个胆量吗?有这个能耐吗?而且“太守即遣人随其往” ，太守怎么能随意见一个身份低贱的捕鱼人，而且听信他天方夜谈似的胡扯呢?而且没有一丝怀疑“即遣人前往” ?太不合情理了!这个捕鱼人太不可思议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捕鱼人与太守的关系太不一般了。所有这一些，只有一个结论才能说得通：这个捕鱼人实在是大名鼎鼎的陶渊明啊!是陶渊明实实在在进入了桃花源啊!

　　三. 基于以上观点，我们才豁然开朗：陶渊明为什么这么做，处处表露心迹又处处刻意掩饰了。陶渊明宅心仁厚。他实地发现了这么一个地方，又与他的理想如此契合，其高兴可想而知，即便“不足为外人道也”，又怎么能不道呢?一定得为文，将他苦苦寻觅的理想的社会图景照实描摹出来。告诉世人，这种生活生存状况是多么美好。而要道，要为文，要照实描摹告诉世人，怎样才能做到不伤害他们，很好地保护这些与世隔绝过着平静生活的山民呢?一定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因为有可能给他们招来杀身之祸啊!这些山民“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 ，待自己若上宾，实在淳朴可爱啊!怎能恩将仇报呢?于是他苦思冥想，终于找到了一条两全之策，他巧妙地将自己化为捕鱼的武陵人，并且在文中用大量篇幅制造迷宫，处处刻意运笔隐藏自己真迹，处处小心翼翼为文掩饰山民住处。单论文章最后一段，就有五处明显的掩饰。“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 此其一掩;“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 此其二掩;“太守即遣人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此其三掩;“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 此其四掩;“后遂无问津者。” 此其五掩。陶文这么巧妙地掩饰，可谓用心良苦。谁也不成料到这一掩，竟掩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千古之谜!竟掩成了千古的绝唱和美丽!竟掩成了一道阅之不尽的文字风景!

　　四. 有人说，陶渊明一生没有到过湖南，写实的结论不能成立。这种说法未免过于武断。谁能保证没有文字记载就一定没有去过某地呢?即便是今天，您去过的地方就一定全部记载了吗?何况一个忧心忡忡的失意人呢?正如前面分析的，陶渊明极有可能到湖南实地游历过，实地的游览和他对社会的失望使他刻意掩饰，他不愿意让他心中的理想社会因他个人的不慎而遭致毁灭。至如没有文字留存作证，这很容易理解，既然刻意掩饰，他当然不会在自己的文字上露出行跡破绽。但我依然有理由确信他到过湖南。我的证据就是这篇《桃花源记》。首先，他与湖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引用张教授的有关考证。张文称：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湖南邵阳人。是匡扶晋室的大将军。官至八州都督，封长沙郡公，葬长沙树木岺。陶渊明祖父名茂，曾任武昌太守，父名逸，曾任安城太守，后移居柴桑。他的堂叔父陶弘、堂兄陶绰之、堂侄陶延寿均系长沙太守。据张文考证，公元405年，陶渊明在彭泽令的官位上自挂官印，辞职退隐，时年41岁。同年与长沙郡太守陶延寿在寻阳相见。此后过从甚密。据张文考证，《桃花源记》应该是写在406至408年间。在这么几年里，一个退隐的官员，怎么能不游山历水以消胸中块垒呢?他与湖南有如此的亲属亲情渊缘牵连，怎么就一定断定他没有到过湖南游历过呢?只不过他已辞官挂印不愿张扬而已?他到过湖南进行了游历。《桃花源记》已确切透露了他到过这里的信息。不然，为什么《桃花源记》里所描绘的场景如此契合这里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呢?他为什么一定要虚拟武陵人呢?为什么以武陵周遭山水为故事背景呢?他一定知晓有一个“旧时不与中国通” 的古梅山区域。正是这个不交纳赋税，不用服瑶役的叫莫瑶的古山民的生存生活状况触动了他的心弦。也正是他心里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图景啊!他怎会不去实地考察见证呢?《桃花源记》实实在在就是他实地的一份考察报告啊!何以见得?他已经去了，我们依然可以从文章中看出端倪。你看，一郡太守是如何地礼恭毕敬，言听必信，“即遣人随其往” 。这怎么解释呢?因为陶渊明即使布衣身份，其文章斑斓，谈吐不俗，“不为五斗米折腰”之淸高孤傲，实在是名震天下啊!即便一郡太守又焉敢拿腔作派呢?而且，他与长沙郡太守均是陶系一脉啊!即便是武陵郡太守，无论从与长沙郡太守的官场往来，还是陶渊明本人的文章人品，他不可能不知晓啊!而且文中“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 也值得玩味。 刘子骥，经查“南阳人，好游山泽，志存遁逸。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 这个人与陶渊明兴趣爱好一致， 文中请出他来作证，反应这个人与陶渊明有很深交往交情，他在衡山采过药正好为陶渊明到过湖南提供了佐证。陶渊明请出他来，并且“寻病终。” 这张名片所隐含的种种信息似在让人意味无穷啊。实在是表露他们至死追求心中理想社会屡屡碰壁的悲凉心绪啊!

　　五. 张贻明先生穷数十年之精力，倾心硏究梅山文化，坚定不移秉持《桃花源记》是写实文章，一直苦心寻觅《桃花源记》之原型地，并且已寻访到《桃花源记》原型地——现秦汉桃源风景区安化奎溪黄桑坪，进行了大量科学论证。这个论证，为陶渊明来过湖南到过桃花源提供了一个实证。我认为是极有可信的。魏晋文学硏究专家陈书良先生称：“张贻明先生覃思妙想，又经艰苦踏勘，力主‘安化桃源’说，按安化乃武陵故地，其北与常德桃源接壤，应与‘常德桃源’说同样获地理学之支持。然考之地貌，安化桃源似远胜常德桃源，更接近陶公所叙。” 张贻明先生称，“陶渊明是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伟大诗人之一。陶诗今存125首，文存12篇，其作品均为亲历，有感而发，有感而记，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田园诗人”之美称。陶渊明的纪实文章《桃花源记》与其它仙境故事大不相同，描写的是一群普普通通的避难人，在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王法和赋税的环境中，通过自己的劳动过着和平、宁静、和谐、幸福而与世无争的生活。” 。 在公元前202年，百越军事首领梅鋗因攻秦助汉有功，而被汉高祖分封于梅山，并许其后代不服徭役，不纳赋税，这种理想社会生活状况在封建王朝中延续了1200年。这也为陶渊明进湖南寻世外桃源提供了条件。所以我认为张贻明先生不但发现和开辟的桃花源是真实可信的，而且他为解读《桃花源记》提供的新的角度和视野，他的学术发现和探求真理的精神和勇气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本文就是受其触发而写的，敬祈高明者教正。